第4章(1 / 2)

大明惊变 吴蔚 5891 字 7天前

工部郎中王佑到王振府中探望。王振留意王佑没有留当时非常流行的胡须,就问他说:“你怎么没有胡须啊?”

王佑不假思索地朗声回答:“老爷没有胡须,儿子我怎么敢留呢?”

这句话使王振哈哈大笑,于是收下王佑做干儿子,并立即提拔王佑为工部侍郎。

一时间,王振的权力可谓顶了天。如何形容其人权势之大呢?举例而言,当时满朝文武大臣中,以英国公张辅地位最高。张辅生父张玉原是元朝重臣,还在蒙古统治中原时期,就已经是个响当当的人物,担任元朝的枢密知院,相当于军政最高长官。元顺帝败走大漠后,张玉“从走漠北”,跟随蒙古皇室在大漠中生活了十八年,但他思念故土,于洪武十八年(1385年)摒弃高官厚禄和荣华富贵,万里来归,投在当时驻守北平的燕王朱棣麾下,从五品的副千户做起,逐渐变成朱棣手下最得力的大将。后朱棣发动“靖难之役”,得以成大事,夺取皇位,最大的功臣便是谋士姚广孝和武将张玉。

张玉本人“出师未捷身先死”,在东昌一战中为了救护朱棣而英勇战死。朱棣痛极而泣,称其靖难功当第一,登上皇位后,追赠张玉为荣国公,又娶张玉之女为贵妃。明仁宗朱高炽亦娶张玉孙女为妃,即位后又加封张玉为河间王,并将其和东平王朱能、金乡侯王真、荣国公姚广孝的灵位一同放在明成祖朱棣的宗庙中,是为人臣之最高荣誉。

张辅是张玉长子,但其显贵却不完全是沾了父亲的光,大多是凭自己的才干。他自幼追随父亲于军中,久历战阵,智勇双全,是靖难功臣中少有的优秀青年将领。朱棣即位后,封张辅为侯安伯,食禄千石,永乐三年(1405年)又进封新城侯,加禄三百石。而张辅一生中,最显赫突出的战绩则是在征伐安南[42]的战场上。

安南在汉唐时为中国的一部分,五代时独立,但名义上仍是中国属国。大明王朝建立后,明太祖朱元璋亦曾册封安南国王陈氏,遂成惯例。此后,凡是安南新王登基,均需要得到明廷正式认可。

到了永乐一朝,安南内讧加剧,原国王陈氏一族被灭,胡氏上台,明成祖朱棣不欲过多干涉,便顺水推舟地承认了新国王胡汉苍的地位。

不料平地风云再起,前国王陈日烜之孙陈天平辗转来到北京,当面向朱棣哭诉道:“贼臣侵思明府,夺其土地,究其本心,实欲抗衡上国。暴征横敛,酷法淫刑,百姓愁怨,如蹈水火。陛下德配天地,亿育四海,一物失所,心有未安,伐罪吊民,兴灭继绝,此远夷之望,微臣之大愿也。”

这一番声情并茂的言语深深打动了皇帝。但朱棣尚不能确认陈天平的王孙身份,并没有当场表态,只将其安顿下来。

不久后,安南新国王胡汉苍派使者入明廷朝贺。朱棣将陈天平也叫了出来,安南使者“皆错愕,或有下拜者”。如此,陈天平的王嗣身份已无可怀疑。朱棣决定帮助陈天平复国,先派人谴责安南国王胡汉苍。胡汉苍倒是爽快,诚恳上书,表示愿意将安南王位让回给陈天平。朱棣信以为真,遂派人护送陈天平回国。不料胡汉苍预先设下了伏兵,在护送明军的眼皮底下杀死了陈天平。

朱棣起于马背,本是嗜武如命之人,之前考虑到西南山高路长,这才想要不战而胜,却没料到胡汉苍不顾信义。皇帝被彻底激怒,决定派兵讨伐安南,张辅被选中为明军主帅。张辅亦不负所望,安南遂平。明朝廷改安南为交阯布政使司,在安南正式建衙,并派专人管理[43]。

张辅亦因平定安南而备享荣耀——进封为英国公,岁禄三千石。明成祖朱棣又赐宴于奉天殿,亲自作赋《平安南歌》。

朱棣太子朱高炽娶张辅之女为妃,即位为明仁宗后,命张辅掌中军都督府事,并加官太师。张辅愈发显赫,成为明廷地位最高的武臣,威震中外。

可惜的是,明仁宗朱高炽天不假年,仅做了九个月的天子,便“无疾骤崩”在钦安殿中。由于皇帝死得突然,去世前三天还在“日理万机”,从不豫到驾崩,前后仅两天时间,死前并无明显征兆,且距其父明成祖朱棣之死仅十个月,因而朝野流言颇多——

有说明仁宗是因为纵欲过度而死,且言之凿凿,大臣李时勉甚至因劝谏此事而被下锦衣卫诏狱,几近丧命;有说明仁宗死于后宫之争,郭贵妃欲以毒酒毒害张皇后时,误杀了丈夫[44];有说皇帝猝死是服用了治疗阴症[45]的金石之药,中毒身亡;还有传闻说明仁宗是被亲生长子朱瞻基下毒谋害而死[46]。

无论真相如何,壮年天子登基未足一年,骤然去世,再度造成了明廷权力真空,时局陡然紧张了起来。彼时皇太子朱瞻基人在南京[47],紧急返回北京继位,是为明宣宗,即历史上著名的“蟋蟀天子”,时年二十八岁。

明仁宗亲弟朱高煦时封汉王,就藩山东。朱高煦在“靖难之役”时立有战功,多次营救明成祖朱棣于危难之中,于是恃功骄恣,凶悍不法。他素来瞧不起朱高炽、朱瞻基父子,一直暗中窥测大宝之位,预备以其父为榜样,趁侄子明宣宗朱瞻基地位尚不稳固时谋反,以武力夺取皇位。但朱高煦就藩于外地,还需要朝中文武大臣的支持。他首先将目光投向了张辅,显然,如果能得到张辅的帮助,必会事半功倍。

靖难之役时,朱高煦与张辅曾经共同出生入死,交情匪浅,朱高煦对拉拢对方一事甚有把握,派亲信枚青秘密入京,倾心笼络张辅为内应。结果,张辅二话不说,直接下令将枚青捆绑起来送入朝中,并向朱瞻基请求,由自己亲自率兵平叛。

宣德元年(1426年)八月初一,汉王朱高煦趁北京地震之机,在乐安起兵谋反。朱瞻基出人意料地决定御驾亲征,张辅跟随军中指挥作战。在强大的攻势和心理压力下,朱高煦被迫出城投降,乱事遂平。张辅因功加禄三百石,朝夕侍奉皇帝左右,谋划军国大事,手握重兵,威名益盛。

到明英宗朱祁镇即位时,张辅已是四朝元老,是明廷举足轻重的重臣,兼之其姊是明成祖朱棣贵妃,女儿是明仁宗朱高炽妃子,有皇亲贵戚的身份,无人能出其右。大宦官王振倚仗有宠于明英宗而干预朝政时,张辅因名尊位崇,并不将王振这等阉宦放在眼里,时常当面与其据理以争。王振对其恨之入骨,后来终于找到机会弹劾张辅,派锦衣卫将他抓了起来。但因张辅是历朝勋旧,王振也不能奈之如何,只是借名明英宗之口,命杖其二十,以此来折辱张辅。

这杖刑便是廷杖,是明太祖朱元璋最奇特的发明,后来为其子孙继承,成为明廷政治的一大特色。廷杖即在殿廷杖责大臣,受刑地点在承天门[48]后边、午门前面。关于这一刑罚的实施,没有具体的法律条文规定,不分官职大小,不管是德高望重的文臣,还是功勋赫赫的武将,只要惹怒了皇帝,一声令下,就会立即被拖到午门打屁股。

负责行刑者是锦衣卫校尉,监刑者则是司礼监太监。表面上,廷杖是由皇帝下令执行,但受杖大臣的死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刑宦官。锦衣卫校尉行杖前,先看司礼监太监的靴尖,如果靴尖向外成八字形,那么他们便会尽可能地手下留情;若靴尖向内一收,便表示要下重手,不必顾忌[49]。

张辅既是因得罪了司礼监大太监王振而受杖,二十杖虽不至于送命,但却也吃足了苦头。而在紫禁城午门当众受刑,带来的不仅仅是肉体的痛楚,还有肆无忌惮的羞辱——

张辅所封英国公,是大明最高世袭公爵,兼之其妹是明成祖贵妃,女儿又嫁给明仁宗为贵妃,辈分远远高于当今英宗皇帝,就连太皇太后张氏也尊其为长辈,而今却被一名阉宦羞辱,堂堂英国公尊严荡然无存,日后何以在朝堂立足?

深宫中的太皇太后张氏听闻消息后,急忙派人去阻止,但是已经来不及。太皇太后勃然大怒,立即将王振宣进来,当着明英宗朱祁镇和众大臣的面,怒斥道:“你不过是侍奉皇帝起居的太监,却做了这么不法的事,罪不可赦,今当赐死!”

宫中女官立即将刀架在王振的脖子上。王振吓得魂不附体,整个人瘫倒在地上。

明英宗朱祁镇见自己最亲信的宦官要被斩杀,连忙匍匐在地上,替王振求情。其他大臣见皇帝下跪,只好也跟着跪下求情,连张辅也跪下了。

这位太皇太后张氏,正是明仁宗朱高炽的皇后、明宣宗朱瞻基的生母、英宗朱祁镇的祖母。张氏原是指挥使张麒之女,贤慧贞静,洪武二十八年(1395年)封燕王世子妃,永乐二年(1404年)封皇太子妃。她嫁给朱高炽后,谨修妇道,侍公公明成祖朱棣极其恭谨,经常亲自下厨做饭,因而深得朱棣喜爱,朱棣曾经说“幸得佳妇”。朱棣一直不喜欢肥胖多病的长子朱高炽,而喜欢英武的二子朱高煦,朱高炽得以保全储位,也幸亏张氏从中调停。后来朱高炽登上皇位,立张氏为皇后,一直对其敬爱有加。

明仁宗朱高炽死后,太子朱瞻基即位为宣宗皇帝,尊封母亲为皇太后,张氏由此成为明朝历史上第一位皇太后。朱瞻基性格坚定,文武兼备,有勇有谋,即位之初即一举平定汉王朱高煦叛乱。又停止对外战争,与民休息,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守成之君。

当时海内安宁祥泰,朱瞻基侍母至孝,入奉起居,出奉游宴,四方有所进献,即便是微小物品,也一定要先奉送给张氏。两宫慈孝天下皆知,张氏从此安心颐养天年。

然世事难测,宣德九年(1435年),朱瞻基短暂患病后意外驾崩,年仅三十八岁。皇太子朱祁镇时年九岁,还是个孩童,根本无力主政。朱瞻基遂在临死前留下遗诏:“皇太子祁镇嗣皇帝位。诸王宗室悉遵祖训,谨守藩国。嗣君年幼,惟望圣母皇太后朝夕教训,尔文武大臣尽力辅导。”又特别强调说:“国家重务白皇太后。”意思是让张氏摄政。

明朝立国之后,明太祖朱元璋立有严令管制内宫及外戚,规定皇后只能管宫中嫔妃之事,宫门之外不得干预。宫人不许跟皇宫外边通信,违者处死。外朝臣僚命妇按例于每月初一、十五朝见皇后,其他时间,没有特殊缘由,不许进宫。皇帝不接见外朝命妇。皇族婚姻选配良家子女,后妃必选自民家。外戚只给高爵厚禄,不许干闻政事。而明宣宗遗命请母后张氏摄政,无疑是明朝历史上的创新之举,由此也将张后一举推向了前台,使其成为皇室和宫廷的政治网络中的关键人物。

明仁宗共有十子,长子朱瞻基及第三子朱瞻墉、五子朱瞻墡均为张后所生。少子朱瞻墡为人宽厚贤直,就藩襄阳,在藩王中资望最崇,素有令誉,最得张后宠爱。明宣宗意外病殁后,朝野中谣言四起,传说太皇太后张氏嫌太子朱祁镇年幼,以“国有长君,社稷之福”为由,下令印绶监取出襄国金符[50],欲立襄王朱瞻墡为帝。然因内阁大学士杨士奇、杨荣、杨溥反对,坚称“立国以嫡”,事情这才拖了下来。

流言纷纷,臣民不知是真是假,人心思乱。张后紧急宣召群臣到乾清宫,亲手将年幼的孙子朱祁镇放到皇帝的宝座上,对群臣宣布说:“此新天子也。”群臣山呼万岁,浮议乃息。如此,明英宗朱祁镇才顺利即位,而张氏也成了太皇太后。

因朱祁镇年纪尚幼,不能亲自理政,群臣一再上书,请太皇太后张氏垂帘听政。张后道:“先帝选了这么多的肱股大臣,就是为了让众位卿家来辅佐朝政。现在皇帝年幼,你们更应该用心辅佐,不要懈怠。我一个妇道人家,怎么能垂帘听政呢?不要因此而坏了祖宗的家法。”始终不愿意听政。

张氏又召英国公张辅、礼部尚书胡濙及杨士奇、杨荣、杨溥三位内阁大学士入内,谆谆告道:“你们都是老臣了,如今皇帝年幼,望你们同心协力,共同维护国家的安定。”由此将这五位老臣定为正统新王朝的核心,然朝廷大政均须奏请张氏而后行。

而今王振借英宗皇帝之口对张后亲自指定的五辅臣之一的张辅下手,表面是宦官擅权乱政,但若没有皇帝的支持,他焉敢如此?这看起来倒像是个明显的信号——太皇太后已经老了,前朝老臣也已经老了,英宗皇帝长大了,该归政给他了。

张后久历风浪,很快就猜及此点。当年明宣宗骤逝,太子朱祁镇年幼,她的确曾有改立亲生少子朱瞻墡为帝的想法,许多宫人都知道这件事,大概朱祁镇也听说了,所以任凭王振胡作非为,甚至不惜对她亲自指定的重臣廷杖立威,以报复当年之事。

唉,她确实老了,既援救张辅不及,也不愿意因此再与孙子结怨,于是便饶恕了王振,但又厉声警告道:“皇帝还年幼,不懂得宦官祸国殃民的道理。今姑听皇帝及诸大臣,暂将他头颅寄下,但从此以后,切不可令他干预国政!”

经此一事后,王振气焰大为收敛,但由于票拟制度使然,宦官干预国事还是免不了的。此后,张后时常派人到内阁询问政事,一旦得知有王振独断而未交内阁商议的,便立即派人责问。王振无法真正擅政,遂不敢再公然为非作歹,但背地里没少花心思。

太皇太后张氏所指定的五辅臣中,张辅自遭廷杖后,变得沉默寡言,再不敢与王振作对,甚至在一些重大决策上站在了王振一边,如支持王振对麓川思任发[51]用兵等。礼部尚书胡濙是四朝老臣,更是个好好先生,从不多事。如此,执政大臣便只剩了杨荣、杨溥、杨士奇三位内阁大学士。

杨荣原名杨子荣,字勉仁,建安[52]人。建文帝二年(1400年)进士,授翰林编修。性情警敏通达,谋而能断,老成持重,尤其擅长谋划边防事务,史称其“挥斤游刃,遇事立断”,被比作唐代的姚崇。明成祖朱棣即位后,以武略见重的杨荣受其赏识,得以入阁,累迁至文渊阁大学士、翰林侍读,任首辅,多次随侍朱棣出征。朱棣称其为“杨学士”而不直呼其名,军务均委托给杨荣。

明成祖朱棣病逝于塞外后,众人惶然不知所措。杨荣为防止军心涣散生变,也为了避免一直窥测大宝之位的汉王朱高煦、赵王朱高燧趁机作乱,坚持秘不发丧,严密封锁消息,并搜取军中所有锡器,销熔后打造成一口棺材,将朱棣遗体装入内中密封,避免尸臭外溢。又将承造的工匠杀了灭口。每日还是照例进餐、请安,只是皇帝的车帘再也没有掀开,皇帝也再没有说话,军中一切如常,是以旁人均不知皇帝已经驾崩。杨荣和宦官海涛则轻骑赶回京师,禀报太子朱高炽。朱高炽立即派儿子朱瞻基出京迎丧。由于杨荣的精心安排,总算没有爆发什么叛乱,朱高炽顺利登基为明仁宗,政权得以平稳过渡。杨荣因功拜太子少傅、资善大夫、谨身殿大学士兼工部尚书,并食三禄。

杨溥字弘济,号澹庵,湖广石首[53]人,与杨荣同为建文帝二年(1400年)进士,授翰林编修。明成祖朱棣即位后,侍皇太子朱高炽为洗马,祸福均因此而起。

永乐十二年(1414年)闰九月,明成祖朱棣北征回师,汉王朱高煦随征,乘机进谮。朱棣本就不喜欢文弱的太子,说得多了,不免心动。回到京师后,朱棣便以朱高炽迎驾迟缓为由,对太子大加训斥,还下令将东宫官属全部逮捕。只有兵部尚书兼詹事府詹事金忠因是朱棣“靖难”旧人而未被祸及。金忠不顾个人安危,拼死力保太子,才使得朱高炽未遭废黜,但杨溥等东宫官员却被关入了暗无天日的锦衣卫诏狱。

在这之前,已有大学士解缙受太子牵连而遭杀身之祸的前车之鉴。解缙字大绅,号春雨,吉水[54]人。自幼颖敏绝伦,有“神童”之称。五岁时,父教之书,应口成诵。七岁能述文,赋诗有老成语。十岁日数诵千言,终生不忘。十二岁尽读《四书》《五经》,贯穿其义理。

洪武二十年(1387年),解缙参加江西乡试,名列榜首,成为名动一方的解元,时年十八岁。洪武二十一年(1388年),与兄解纶、妹夫黄金华同登进士第,授庶吉士,读中秘书。同年,官至翰林学士。明太祖朱元璋非常器重他,命其常随身边。

然解缙成名既早,才气又高,难免恃才傲物,直言不讳,为人所忌,屡遭谗言。朱元璋认为解缙年轻气盛,缺乏涵养,必须闭门思过,修身养性,否则会成为众臣围攻的对象,于是命解父将解缙领回,又告道:“大器晚成,若以尔子归,益令进,后十年来,大用未晚也。”

解缙灰溜溜地回到家乡,闭门读书八年。朱元璋去世后,解缙入京吊丧,又遭大臣攻击,被新即位的建文帝朱允炆贬为河州[55]卫吏。直到建文帝四年(1402年),因礼部侍郎董伦求情,解缙才被召回京师,复职任翰林待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