梁啸和董仲舒的论道从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。

梁啸有自知之明，他对汉史有一定的研究，但是对经学却是一窍不通，连经学原文都没读过，如何能与精研《公羊春秋》数十年的董仲舒论道？一旦陷入对具体经义的争论，董仲舒分分钟秒杀他。

所以，梁啸绝不在细节上纠缠，一开始就直奔董仲舒的要害：你们公羊学派所传的《春秋》是孔子所传的原文吗？你们所说的义理，是孔子想要表达的义理吗？

按照经学的分类，《公羊春秋》是今文学派。

所谓今文经学，就是秦亡以后，通过记忆默写出来的经文，最典型的就是伏生所传的《尚书》。伏生传《尚书》时已经九十多岁，又说一口齐语，被派去学习的晁错等人根本听不懂，只能由伏生的女儿羲蛾翻译。

换句话说，现在所传的《尚书》是不是伏生所传的《尚书》都要打个问号，更别提是不是孔子所传的《尚书》了。后来古文《尚书》问世，与世传的今文《尚书》就有很大的区别。

当然了，这个时候古文经学还没有出现，所谓的经学都是今文经学，也就不存在今文经学这个名字。但是梁啸和司马迁聊天的时候，听司马迁说过一些关于《公羊春秋》的事——司马过对《公羊春秋》很感兴趣，他的大一统理念正是来自《公羊春秋》——知道《公羊春秋》同样有传承不明的问题。

也就是说，《公羊春秋》的文本不仅不是真正的古籍，其传承也众说纷云，并没有一个公认的说法。

梁啸问董仲舒：你怎么证明你的思想就是孔子的思想，而不是自己编出来的？

没等董仲舒解释，梁啸又强调了一句：证据。你空口说白话没用，你得拿出证据。

董仲舒哪有证据。

要换了旁人，比如像梁啸这样的泼皮，干脆撕开了面皮，你管我这个是不是孔子说的，你就说对不对。可惜董仲舒不是梁啸，他做不出这么不要脸的事。儒者讲尊师重道，讲师承，讲字字有来历，哪怕是自己的发明也要归功于先贤。让他说这些理论都是自己想出来的，打死董仲舒也做不到。

其实，这也不是董仲舒一个人的问题，而是这个时代人的习惯。比如黄老之道的经典《黄帝四经》，再比如后来凡是中国人，不管读过没读过，至少都听过的《黄帝内经》，都要托古人的名字，所以刘安才会在《淮南子》里说：“世俗人多尊古而贱今，故为道者必记之神农、黄帝而后能入说。”

可是梁啸不管这个，他只揪住一点，你得拿出站得住脚的证据，证明你的思想真如你所说，是来自于孔子，而不是自己臆造。没有直接证据，你也得有经得住推敲的逻辑，而不是似是而非。

董仲舒一下子就被梁啸打懵了。他治学多年，与无数人辩论过，梁啸这样的对手绝对是第一个。他说得嘴角堆起一堆白沫，梁啸一概不理，只有一个要求：证据。

董仲舒可以引经据典，可以微言大义，唯独没有证据。

没有证据，一切都成空。

梁啸不再跟董仲舒扯淡，他起身向天子躬身施礼。“陛下，臣学识浅薄，不敢说董公的学识是否高明，但是他自己都说不清来历的东西，臣以为不值得一论。”

天子也有些懵，原本以为一场激情碰撞的论道竟然这样分出胜负，大出他的意料。他看看老脸通红，有点气急败坏的董仲舒，再看看一脸不屑的梁啸，忽然有些后悔。正如梁啸所说，这两人根本就风马牛不相及，不可能谈得到一起去。

不过，他还得给董仲舒一点面子。“照你这么说，大一统也是空言，天人感应、德教也无一可取？”

梁啸沉默片刻。他之所以反对董仲舒，并不是对董仲舒本人有什么偏见，而正是因为他提出的这些思想。

大一统没错，国家统一自然是好的，可是在国家大一统之后，董仲臣更看重的是思想大一统，思想管制由此发源；天人感应更是胡扯，制衡天子的初衷是好的，却寄希望于虚无缥缈的上天，最后只能是失控；至于德教，更是一句空话，哪个皇帝符合内圣外王的要求？只能等上了台，安排儒生替他吹嘘、包装。

这些话，梁啸不可能直接对天子说，他想了想，轻笑一声：“陛下，臣没读过什么书，又是一个武人，只知道一件事：任何道理，说得再好听也没用，能不能指导实践才是关键。赵括熟读兵书，谈兵论道，其父不能及。可是上了战场，他却葬送了赵国四十万精锐。陛下，治兵如此，治国也是如此。”